历史观·下（12）

第12课

重读历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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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谈历史观。上周我们谈到了基督徒应该持守以神为本的历史观，也因为历史是由神在掌控。但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并不是神本主义的历史观，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只要是在公立学校里，都不是接受神本主义的历史观的教育。那么，我们就需要反思我们曾经受到的历史教育。如果按照圣经真理心意更新而变化，就需要否定原有的错误观念。我们也需要了解当今世界流行的历史观错在哪里，好帮助我们的孩子分辨是非。这样有助于我们把全备的信仰传递给下一代。

今天我们先了解的世俗历史观，包括人本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后现代历史观。

人本主义历史观

人本主义

两周之前我们谈到教育的那堂课，我们提到过人本主义。那么，人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以反神创论而著名的科学主义信徒Steven Schafersman这样描述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是一种基于自然主义的哲学和世界观……人本主义具有某种宗教的心理和社会功能，但并不相信神、神迹、死后的生命和超自然信仰。人文主义者通过科学方法了解宇宙……人本主义者断言，人类自己有能力赋予生命意义、价值和目的，并构建人道、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民主社会。” 这样的一段描述出现在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e）的网站上。

很显然，人本主义是宗教信仰的替代品。我们从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网站上的一个标语上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仰本质——Good without a God (没有神的美好)。这是人本主义追求的目标。

人本主义历史观

人本主义如何看待历史的大趋势呢？《人本主义宣言》第三版有这样一段话描绘了人本主义者对人类历史的憧憬——“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向往这一愿景，即人类具有朝着其最高理想前进的能力。”

他们认为，人类凭借自己的能力可以在地球上构建一个完美社会，一个没有上帝也可以无限美好的人间乐园。人本主义者对历史方向是乐观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本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是人类不断进步的过程，虽然在此过程中人类经历挫折和痛苦，比如战争，瘟疫，等灾难，但是，最终人类终将突破自身的局限，走向完美的理想社会。

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影子。在黑格尔的思想中，人类社会呈螺旋上升式持续发展，逐步趋向于更大的自由，直到完美之境。

在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期待人类的一切都可以演变得更好，包括人类的文化、习俗、法律、制度，等等。人们带着极度乐观的心态，相信自己可以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通过自己的努力，终将走向完美世界。

黑格尔生活的时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没有出世，进化论尚未成为主流信仰。但是人类文明在历史中“进化”的构想已经显露端倪。

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们接受之后，也被应用在社会领域。史宾塞（Herbert Spencer , 1820- 1903) 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史宾塞说，进步不是偶然，也不是出于人的控制，而是必然。

许多人本主义者都认为，进化不只发生于生物体，也发生于人类社会，不仅适用于生理机能，也适用于人类的思想观念。进化论的信徒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1887－1975，与我们在《科学科学吗？》一课中谈到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不是同一个人）说：“人类进化阶段的主要步骤不是突破生理或生物学组织，而是突破精神组织、知识、思想和信念的新主导模式——意识形态。” （Julian Huxley, Essays of a Humanis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76）赫胥黎的这句话表明，进化的观念从达尔文语境中的生物学理论被扩展到了人类的思想信念的演变趋势。

在进化论的哲学思维下，无论是生物体还是思想信念，都在从低级向高级演变。于是，进化就被等同于“进步”。历史被视为人类逐渐变“好”的“进化”过程。

如果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那么，总体上讲，新的等于好的。这种观念无形中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我们在中国从小被教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老师不需要解释新等于好，我们就默认新中国是“更好的中国”。新的等于好的，这种观念也隐藏在我们孩子心中。所以，我们的下一代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现象。今天，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孩子觉得变性人很酷，同性恋很时尚，他们把新的文化现象赋予了进步的色彩。如果父母不接受这种新伦理，孩子就觉得父母太死板，不宽容，跟不上时代。而他们隐隐觉得，与时俱进是顺应历史的识时务之举。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用新旧来判断好坏。这反应了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学习过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为什么这种观念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呢？也许有一个原因是人们普遍将看见的物质现象应用于不可见的文化现象。在可见的物质界，新的常常是好的，比如手机更新换代，科技日新月异。人们喜爱新的产品，享用新的技术。于是，人们无意中将这种规律应用于文化领域，把新旧当作了价值评判的标准。 然而，这是错误的应用。道德伦理的好坏不是用新旧评判的，而是用上帝启示的道德律法为准绳来衡量的。事实上，根据圣经对末日光景的描述，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时代，新出现的文化现象反而是更败坏的。

人本主义历史观是基于对人性无罪的假设之上，坚信人类有能力自我改良，直至完美世界的乌托邦。他把历史看作进步的过程。衡量进步的标准是用人的标准，取代了上帝标准。他们寻求进步的途径是人类自己的方法。或者说，是人类要实现自我拯救。

人本主义历史观的错误

我们需要通过圣经反思这种进步主义历史观是否正确？

我们不否认人类的科学技术在进步。但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不能划等号。文明也包含了道德、法律、宗教等非物质和非技术的成分。在上帝眼中，信仰和道德要比科学技术更重要。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发达的科学技术放在恶人手中，可以被用来造成更大破坏。巴别塔事件中，人们使用当时先进的技术制造石漆取代灰泥，制造砖取代石头，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为了要彰显人的荣耀。先进的技术并不代表人类的进步，而成为人类集体背叛上帝的工具。今天人本主义者坚信用科学技术实现没有上帝的完美世界，其属灵本质与巴别塔的梦想没有两样。人类在科技进步的同时，犯罪技术也在日益更新。罪恶并没有因为科技进步而减少。技术进步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

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在末后的日子，不法的事要增多（马太福音22:12）。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摩太后书 3:1-5）这不正是现今时代的写照吗？在上帝眼里，整个世界不是在进步，而是从亚当犯罪之后就一直处在堕落的状态。尤其在临近基督再来的年代，世人在堕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圣经的历史观否定了人本主义盲目的乐观。人类的历史并非一直进步。我们不否认，在某段历史时期的某些地方，因着福音的广传和基督教信仰的兴旺，人类曾经有过进步。那种进步是福音更新文化所产生的结果。比如18-19世纪的美国因着教会的属灵复兴，社会的文化的确有过许多进步。在但是，当福音被广泛拒绝，人类不可避免地深陷罪恶的深渊。如圣经预言的那样，最终罪恶充满世界。那一天也是基督再来施行审判的日子。

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我们一定要给小孩子塑造这种观念，让他们从小就建立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不要用新旧来评判好坏，而是用上帝恒久的律法作为标准。让他们记得，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更新的很可能是更坏的。在文化方面尤其如此。新的文化现象不一定是人类的进步，而很可能是败坏。新的事物不一定会祝福人类，而很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在人本主义的范畴里，有一种激进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的重要性。它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先有物质，后有意识，意识只是人对物质的反映。

对于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要内涵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和公有制。

“马克思主义”创造这些概念为其”革命”理想背书。首先，它想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说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历史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的的生产关系是按需分配的公有制。这种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而人类的生产力是在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一个极其发达的地步，就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理论，以及生产力必然进步的乐观期待，”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定义为历史的必然结果。依照此逻辑，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就是顺应历史趋势的识时务者，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就成了阻挡历史进步的绊脚石。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如果仅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来看，人们只需要踏踏实实工作，努力提高生产力，即可等待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转变成公有制的”共产主义”。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主义”将是一个鼓励人殷勤为社会做贡献的信仰。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总是导致社会”革命”，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重新进行权利和财产的分配。”马克思主义”并不鼓励人们老老实实耐心等待生产力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它要挑唆人民群众摧毁社会传统，打翻原有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条原则就用来挑唆人民群众闹”革命”，或者在”革命”成功过后论证”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Mao Ze东在1959年这样说：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同时，它又强调”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引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阶级斗争”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手段。”马克思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以及构建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套理论本身就是”革命”工具。

另外，”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为几个社会形态的演化——人类从原始共产社会开始，当私有制出现后，开始有了阶级分化，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之后进入封建社会，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经过”社会主义”过度到”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错误

我们来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错在哪里？

“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论断违背圣经真理。在物质界被造之前，神先有了创造万物的计划。在神学上，我们很少用意识的概念来描述神的计划。在哲学上，计划属于意识的范畴。为了分辨世俗哲学，我们姑且把神的计划放在意识的范畴。那么，可以说是上帝神圣的意识在先，物质的存在在后。物质是被造的，神的旨意在物质世界存在之前就早已立定。

在人类生活的范畴，人的意识支配了物质的销毁、创新和使用。人凭着上帝所赐的创造力，发明新的事物。这种创造力需要理性和想象力，也可以归属于意识的范畴。人凭着意志决定销毁一些物质，并生产新的物质。意识决定物质才是人之常识。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论断即违背圣经，也违背常识。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否认了道德和信仰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论述了基督教信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早期基督教文明尚未衰败的年代，社会现实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充满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事实上，基督信仰促使企业主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并在获得利润后慷慨地捐献于慈善事业，这是源于圣经中人要行公义好怜悯的教导。工人本着基督信仰的职业观，相信他们的职业是来自上帝的神圣呼召，他们在工作中殷勤努力，发挥自己的才干，实现人生的价值。基督教伦理对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基督教信仰在个人生命中变得薄弱，尤其当整个社会的基督教精神衰微，就会出现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利用了人贪婪自私的罪性所导致的社会分化的现象，挑唆穷人用武力”革命”的方式夺取财富。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厌弃基督教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用来替代基督教的另一种人类自我救赎之道。而基督教信仰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衰落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空间。

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革命”手段并不能消除压迫，而只能让一批人掌握了社会资源压迫另一批人。因为造成压迫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人性的罪。基督信仰可以对付人性的罪。所以，要消除压迫，实现社会公义，需要借助基督教信仰，而不是用暴力”革命”重新洗牌。

“马克思主义”憧憬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物质高度发达也不可能满足人的需求。”马克思主义”混淆了两个概念——需要和想要。“需要”是指生活之必须。“想要”是指欲求。需要的东西与想要的东西并不等同。一个人如果满足于简单的生活，那么他需要的物质资源其实并不多。如果人人都是有衣有食就可知足，那么“按需分配”并不难实现。但是，人想要的东西常常是他不需要的。而人想要什么取决于他的欲望。这就不是物质的范畴，乃是意识的范畴了。唯物主义把物质摆在第一位，把意识摆在第二位，在构建”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忽略人性的贪婪。 如果仅仅用物质满足人的需求，那么，“按需分配”不能让人得到满足。即使一个人需要的物质资源得到了供应，他仍然想要更多。”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按欲分配”。但“按欲分配”的完美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的物欲可以是无止境的。讽刺的是，当”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很强调资本家的贪婪，在构想”共产主义”的时候，却不考虑人的贪婪。历史证明，当一个无产者称为资本家，他也会表现出同样贪婪的人性。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人性的罪恶暴露无遗，走到”社会主义”这一步必然出现”极权专制”。如果全世界都朝着”共产主义”前进，那么全世界必然全面落入”极权专制”。而圣经启示录13章预言在基督再来之前，敌基督要掌控全世界，并且逼迫基督徒。从经文的描述可以认为敌基督要建立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极权”专制”。那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这并不是说，启示录13章预言的敌基督”政权”是”马克思主义”“政权”。除了”马克思主义”有将红旗插遍全世界的理想之外，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也有同样的理想。或许将来还有其他敌基督的力量兴起。我们不知道时事如何进展，但历史的趋势如圣经所预言，正在朝向终点迈进。

后现代历史观

后现代主义

要明白“后现代主义”，首先需要了解“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主要是指受到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在19世纪逐渐涌现出的一股思潮。这一股思潮相信理性、经验、科学和技术进步，同时怀疑超自然、特殊启示和宗教的权威。

1950-1980年代出生的这几代人普遍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比如，我们在信主之前对圣经的怀疑通常是出于理性和经验的问题。科学与圣经的关系是知识分子常问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是从20世纪中期兴起的另一股反抗现代主义的思潮。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现代主义相信理性和逻辑。后现代主义怀疑理性，不太注重逻辑。现代主义承认客观现实，而后现代主义则怀疑客观真理，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美国当下推行的性别”革命”，用主观感受决定自己的性别，否定生理特征决定性别的客观标准。这正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相对主义是后现代文化的精神支柱。相对主义决绝相信普世性的绝对真理，认为一切的真理与道德都是相对的，因人而异。人们不可能发现客观的知识，因为每个人都受制于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中，无法避免带有文化偏见。

真理与知识只是获得权力的工具。宣称客观真理的人只是为了获得或维护权利而已。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学者斯坦利·费雪（Stanley Fish）认为，各种原则性的主张只是个人偏好的表达，因此，讲原则只不过是一种权力游戏，想要以客观真理的假象，把自己个人的偏好强加在别人身上。如果这个游戏有关权利，你唯一要关心的是你要占上风。总有一个人是下一个被约束限制的人，你的任务是确保那个人不是你。

后现代主义对现实进行彻底的哲学解构。用后现代主义的有色眼镜看待世界，看到的一切都不可相信，一切都带有权利的阴谋。

在历史观方面，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可能认识到客观的历史；当历史学家追求寻找历史的客观真相，他们只是在愚弄自己和读者。后现代主义的理由是，每一种文化和历史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社会制度，也这种社会制度造成的独特的规范；而人类之外的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即上帝不存在），那么，在一种社会文化之外的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另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和事。

当前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学界兴起的两股思潮，一股是”马克思主义”，另一股是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关年鉴学派大体上是把地理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很多学科与历史融合在一起来研究。这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个人了解有限，无法深入讲解。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年鉴学派这两股历史思想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美国当下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 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至少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怀疑真相：传统的历史学家努力寻找历史的客观真相。但后现代历史观不相信客观真相。它认为历史文献只是描述作者的主观思想，充满了作者的个人偏见，研究者不可能通过阅读历史文献挖掘到客观的事实。 这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怀疑客观，重视主观。

怀疑要素：传统历史研究认为，可以通过搜集到充分的历史资料来寻找到历史上有重大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比如，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是推动宗教改革的重要事件。历史的细节太多，历史学家不可能叙述所有内容，所以，为了明白历史的宏观脉络，必然需要抓住重点，包括时间、人物和事件。但是，后现代历史观认为，历史学家带着文化偏见理解历史文献，他们在决定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重要的时候，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的实践和人物，对于别人而言未必重要。所以，无法确定究竟哪些历史因素是重要的。这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另一个精神——相对主义。

修改历史：后现代历史观颠覆传统的历史研究，主张人们应该注重那些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的人民群众，要重视那些被排斥的人群的声音，让他们有在历史中发声的机会；历史学家不应该再为少数有权利的人服务，比如资产阶级、白人、男性、基督徒（在美国）。历史叙事需要关注无产阶级、黑人、女性、同性恋者。这体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后现代文化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连体，形成了今天美国左派历史教育的主旋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既然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顺应这个历史趋势，在开展历史研究时，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这种历史研究有助于早日结束资本主义，帮助人类实现“进步”。

过去我们听到的历史叙事是，清教徒在基督教信仰的推动下建立了美国，成为自由世界的灯塔。这是正面的历史功绩。这种历史叙事已经被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所颠覆。在后现代历史观里，美国的历史是压迫黑人的历史，是白人至上的历史，是种族主义的历史，是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历史。

传统的历史研究总是讲述伟人的故事。”马克思主义”对穷人说：历史是你们书写的，你们可以创造历史，你们可以改变历史，你们是历史的主人翁。很多人听了这种声音会被感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很容易收买人心。 历史学家也带着怜悯弱势群体的道德感重写历史。他们把眼光从清教徒转移到黑人奴隶。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在高尚地推动社会正义。

“1619项目” 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Howard Zinn在1980年出版了一本《美国人民的历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成了美国许多学校里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这本书把黑人当作美国历史的主角，把美国历史描述为黑人反抗压迫的历史。当有人问Howard Zinn是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直言不讳的说：“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后现代历史观的错误

后现代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否认认识客观真理的可能性，用权力欲望解读别人的动机。

冷静地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客观真相，那么后现代的历史叙事也不是客观真相，也是夺权的工具。人们就根据争夺权力的需要而随意修改历史。说白了，就是为了政治权利而编造谎言欺骗群众。 上文提到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坦利·费雪（Stanley Fish）的观点并不羞于承认了这一点。在后现代文化给人们带上权力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历史，人们关心的就不再是真相，而是权力角逐。

但事实上，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人们已经用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获取了无数历史事实，并从中学习了经验。历史研究中虽然有些内容涉及到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念，但更多历史元素是客观事件，并且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线索寻找到真相。

后现代主义否定神启的普遍真理，在相对主义的思维下用“权力”的角逐解读历史。但是，上帝启示的真理是解读历史和评价历史的工具。这一客观标准是存在的。

后现代主义不相信历史资料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只是在表达个人的主观偏见。但是，基督徒看待历史应该尊重客观事实，我们承认真相是存在的，并且值得去寻求，即使我们不可能得到一定所有的历史细节，也一定可以获知一些客观真实的历史信息。基督徒看待历史的眼光不是要查考人的权利，而是寻找上帝的作为。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上帝的故事。

结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而危险的时代。历史被当成了政治武器。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写道：“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谁可以篡改历史，谁就可以引导人民未来的走向。也就是说，谁来讲述并评价历史，谁将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对未来的选择。谁在当下获得了话语权，谁就控制了解读历史的权利。这句话总结了历史上许多”砖制””政权”的黄金法则。

我们在中国接受的历史教育和当下的美国高校里流行的左派历史教育都在遵循这条法则。在这样的历史教育里，我们看到不上帝的作为，反而彰显上帝作为的事件被诠释为罪恶的历史污点，比如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清教徒在北美大陆的事迹，等等。

我们需要重读历史，不是为了获得基督教的权利，而是为了尊重历史本身，因为我们敬畏主宰历史的上帝。基督徒尊重历史事实，包括历史上教会所犯的错误，基督徒都不应回避，而是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成为当下与未来的借鉴。 基督徒并不在乎今世的权利，而在乎上帝的作为。所有的历史我们都能在信仰框架中依据真理来解读。在人类的成就中，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恩典。在人类的失败（包括教会的失败）中，我们可以认识人的本性以及人类对救恩的需要。我们需要重读历史。

作业

必做题目：

以圣经为判断依据，人本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后现代历史观分别错在哪里？

选做题目：

尝试与您的孩子、朋友或其他人谈 “新的不一定是好的”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