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证据来

拿出证据来

——怎么知道上帝存在

 

文/康来昌

《生命与信仰》第3期

 

先说明标题。（1）“拿出证据来！”是五四新青年，特别是有“考据癖”的胡适先生的口头禅。他强调作学问要“无一字一句无来历”，不能信口开河。很多人认为，接受一个信仰，也得有充分的证据。这篇文章要讨论信耶稣与证据的关系。（2）“上帝存在”，是指圣经所记载、正统基督徒所说的那位独一、全能、全善的三一真神的存在。本文不讨论其他宗教神明的有无。

 

19世纪的英国数学家W. K. Clifford（1845-79）本是天主教徒，后变成不可知论（其实就是无神论）。他说过一段被多人奉为圭臬的话﹕“任何人在任何时代、地方，如果相信任何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就是错误的。”

（“It is wrong always, everywhere, and for anyone, to believe anything upon insufficient evidence.”The Ethics of Belief，见Brian Davis编Philosophy of Religion，Oxford:2000，31-35页）

 

20世纪有名的无神论者，数理逻辑学家罗素有类似的观点。人问他，如果死后发现真的有上帝，他会怎么办？罗素答，他会责备上帝﹕“为什么不多提供自己存在的证据？”

 

要求证据应当是合理的，我们不应轻率相信。相信任何东西，如信神、信医生、报纸、教科书、政府等，都应有恰当的证据。“愚笨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箴言14:15）圣经反对迷信、妄信、轻信。基督徒信上帝是有根据、是合理的（Warranted）（当代神学家把proved〔证明〕、justified〔辩明〕、warranted〔保证〕作了区分，本文不深入讨论）。圣经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3:15）；神“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使徒行传14:17）；“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祂证明出来”（同上2:22）；“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同上9:22），“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同上20:24）。

 

问题是﹕多少证据是充分的？哪种证明是合理的？一般人在一般情形下，不大在意证据和证明。华人较少思辩和质疑权威的习惯，更是“上面”或“群众”说了算。我们可以放过凡夫俗子的草率，可作学问是必须严谨的，而所有学问中，数学是最严谨的。数学家以一丝不苟著称，他们要经过确实无疑的证明，才承认某结论。Ian Stewart在Concepts of Modern Mathematics（现代数学的概念）中说了个故事﹕一位天文学家、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数学家在苏格兰度假。当他们从火车窗口向外看时，观察到一只黑色的羊。天文学家说﹕“啊，苏格兰的羊是黑色的！”物理学家澄清说﹕“你太不严谨了，我们只能说，某些苏格兰的羊是黑色的。”数理学家敬虔地望天吟诵起来﹕“在苏格兰，有一只羊，有一面是黑色的。”

 

读者可以继续“严谨”下去﹕怎么知道那是羊？怎么知道三个人看的不是幻觉？怎么知道黑色不是染的？怎么知道三个人看到的黑色是“相同波长的黑色”？等等。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古希腊人、笛卡儿、休谟、康德、逻辑实证论者，都大量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吃饱饭没事干。古今中外历史和个人经验告诉我们，太多眼见但不足为凭的事，太多相片是捏造的（现在计算机合成更能以假乱真）。多马要看到摸到才信（约翰福音20:25），可是以撒摸到了，却仍受骗了（创世记27:21），雅各看到“认得”了，却仍然上了当（创世记37:33）。五官不足恃，连一般人都知道。数学不依五官经验，只凭最严的逻辑推理运算，应当是很稳的知识。

 

1900年8月8日，伟大数学家David  Hilbert在巴黎发表一个重要演讲。他呼吁数学家齐心努力，完成他（及许多数理逻辑家）的雄心壮志﹕建立绝对完整可信的数学体系。这个梦想刻在他的墓碑上﹕

 

Wir Mussen Wissen（我们必须知道），

 

Wir Werden Wissen（我们将会知道）。

 

Hilbert的计划有两个主要的支持者﹕Gottlob Frege和罗素。1902年，Frege的巨著Grundgesetzeder Arithmetik将出版，此书就是要建立数学绝对可信可靠的权威。罗素也在作这工作，却碰到了困难。他回忆到﹕“最初，我认为这个困难（矛盾）容易解决。也许我在推理时犯了微不足道的小错。然而……我每天工作14小时，半年来，进度是零，困难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真实。”

 

罗素原希望建立正确、不矛盾的数理体系，结果是给这体系无可置疑的打击。他写信告诉Frege。那时，Frege的书正在付印中，罗素的信使Frege这本呕心沥血的精心杰作变得毫无价值。他在后记中写到﹕“当工作完成时，基础却倒塌了。我遭遇到科学家最不幸的遭遇。”

 

罗素设法补救，包括和Whitehead合写Principia  Mathmatica（数学原理）。可是1931年，一位25岁、名见经传的数学家Kurt Godel发表了一篇论文，迫使数学家承认，数学永远不可能是逻辑上完美无缺的。罗素在Portraits  from  Memory记载了他的反应﹕

 

“我以人们寻找宗教信仰的热诚寻找确定。我以为，在数学中最可能找到。然而，我找到越来越多的不可靠。多年劳累的结论是，我（以及任何人）不能使数学成长为无可怀疑的知识。”

 

这是叫人心灰意懒、扼腕叹息、掩面大恸的事﹕人找不到真理，人作不出真理，人间没有确定的知识。希望每一个不轻率、不随便、不迷信的无神论者多了解这一百年来学术的发展和变化。除了上面讲的数学外，还有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诠释学。历史清楚显示，拒绝传统基督教，必定走向虚无主义。虽然大多数的科学家和极少数的哲学家想抗拒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可是苦无根据。起Clifford于地下，他将痛苦地发现（如罗素一样），自己原来也是如此错误地、不负责地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数学。

 

以一个传道者而言，我认为这是必然的的悲剧。启蒙时代开始的现代派声称﹕我们不要启示，只要理性；我们不要上帝，我们只要人。经过四百年对圣经、对传统基督教无情的打击后，现代派的子孙后现代派说，我们不要启示，我们也唾弃理性；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也目中无人（后现代环保人士往往有浓厚的佛教思想，认为人并不比物——动物、植物、甚至无生物——更有价值。哲学家Peter Singer断言，有时可以“应当”牺牲人而救物）。他们以前以为圣经蒙昧无知，现在他们确知，数学这最可靠的也不可靠。

 

离了上帝，人也失落；拒绝启示，理性也盲然。不止是数学，人生的任何一环，包括道德和艺术，如果不在上帝的权威，不在上帝话语的权威下建立，终将无踏足之地。Godel定理及后现代派的自白，都从反面证实了﹕拒绝上帝的世界，虽因上帝的普遍恩典而能存在发展，但人绝对找不出万事万物的可靠基础，他们只能矛盾地生活（既不信神又不信某种规则和理性）。我们遗憾，在现代主义流行的时候，主流的神学家们和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败坏自己”（申命记13:6），他们“厌弃了救人脱离一切灾难的神”（撒母耳记上10:19），反去拥抱现代主义（理性主义），造成不信派的肆虐。现在现代主义不再流行，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于是又有神学家，“厌烦纯正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摩太后书4:3-4）。他们迫不及待地学习后现代，造成新的背道。

 

基督徒决不固步自封，神学更应当不断有丰富的发展，神是无限又全能全善的，怎么可能像一潭死水不动不涌？可是发展要来自不变的神和祂永恒的启示，而不是流行的理论。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都非一无是处。但不要反仆为主，不要引进它们作僭主而忘了神。基要派持守真道是对的，但骄傲（或因自己学习能力不足而产生自卑）不肯谦卑受教是错的。摩西学埃及人学问（使徒行传7:22），采取叶忒罗的建议（出埃及记18:19），大卫欣然任用非利士将领（撒母耳记下18:2），保罗引异教诗人的话证道（使徒行传17:28）。伟大的20世纪卫道学者Machen在他的《基督教与新神学》（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痛斥新派根本不是基督教，可是他也公正地说﹕“当我们提到‘异教’时，并无贬损之意，古希腊是异教，但它是光荣的。近代世界的成就较之古希腊，是望尘莫及的。”

 

基督徒应当积极学习，包括从异教徒那里学习。可是基督徒不能忘本，本立道生；基督徒必须抓纲，纲举目张。神是本，神是纲。忘本丢纲的世界，哪里会有盼望？最聪明的无神论者如罗素，早就看到离弃神的结局﹕“有一天太阳会冷却，生命会消失；并没有宇宙进步的定律。总的来说，宇宙是趋向衰退，这是最科学的想法。进化论，不能推出任何乐观的哲学。”（Religion & Science.p.81）（按﹕Evolutionism根本不应译为“进化论”，这是现代派，包括达尔文的学生Huxley的崇拜者如胡适等人的误解。Evolutionism 应译“变化论”或“演化论”，即万物在变化，不是如乐观者所想的“进步”）。达尔文的划时代作用，根本不是提倡世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的乐观想法，对他而言，好、坏、进、退，都不是科学，而是错误的目的论（请看Daniel Dennett 的Darwin’s  Dangerous  Idea及S. J. Gould的《大熊猫的拇指》）。达尔文的重点在于指出，宇宙，特别是地球，特别是生命的产生及变化，完全不需要一个超自然的上帝，他给无神论者最坚强的哲学基础（请看Dawkins的The  Blind  Watch  Maker）。

 

直到20世纪末，后现代派（Post-modernist）才算对达尔文有了正确的了解﹕生命既无有智慧的原因（自然代替超自然），也无有意义的目的。当然，正解和误解的达尔文及演化论都违反圣经。法国生物学者、社会主义者、诺贝尔奖得主Jacques Monod说得更坦率诚实﹕“细胞是机器，动物是机器，人也是机器。”生物进化（变化）的机制就是细胞突变，所以，“人一定要明白，他的出现，只是偶然”，没有“目的、意义、价值、责任、权利、律法、道德”等（Chance and Necessity）。Monod认为唯一可作的，是追求客观科学知识。Monod是在自打嘴巴，因他自己断言，任何东西，包括科学，都没有价值、目的及意义。罗素则说，人在绝望中，要“不放弃”（unyielding  despair）。这也是胡说。既无希望，不放弃什么呢？不过我们不能指望无神论提供任何答案。我们欢迎他们当中比较聪明和勇敢的人，会坦白地告诉世人﹕从科学（不是圣经和基督教，世人不听圣经和基督教）来看，没有神，就得走回空虚浑沌、渊面黑暗。这替基督徒在传福音和护教上省了不少力，也铺了不少路。

 

基督徒不要沾沾自喜。偶像的破碎，不等于敬拜真神。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溃亡（你放心，一定有那一天，虽然他们现在和当年的现代派一样嚣张），和污鬼离了人身（马太福音17:43）一样，如果真道圣灵没有来充满，后来会更坏。何况现代后现代派，都会找一群不甘寂寞的背道者，就是启示录中的大淫妇作工具。教会要打的仗，要耕的地，要牧的羊，要作的工还很多。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仅不能认识神（哥林多前书2:21），也不能为自己的任何东西（道德、学问、文化、科技等）建立一个稳固正确的基础；这基础只能建立在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上。

 

说圣经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不是指圣经直接告诉人各种学问的内容。而是说，如果没有圣经，人不会认识全能神，没有这种认识，一切学问就没有基础（请回想前面数学家找基础的叙述）。在人类历史中，教会有责任使不信的人“自觉羞愧”（彼得前书3:16)，但这仍然不够；传福音是要人“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哥林多前书14:25）。

 

以上是根据非基督徒的论述，概略地指出它们的漏洞、破绽和错误。可是就算别人真的都错，也不表示我们就对。现代神学家太多后现代色彩，他们喜欢说﹕“基督教没根据，但你们也没有，所以别批评我们。”这不理想。我们的信仰是扎实有根据的。（待续）

 

康来昌 在美国获神学博士，曾任中华福音神学院教务长，台北信友堂牧师,已退休；生命季刊微信特约撰稿人。